说实话，我最初认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一点儿也没有看出来他身上有什么不同凡响的东西。然而，现如今，很少看见谁还会否定他的伟大。我这里说的伟大，不是平步青云的政治家所取得的光环，也不是功成名就的军人赢得的英名。那是一种凭借个人地位而显赫一时的盛名；一旦环境发生变化，那种盛名就会大打折扣，名不副实。首相退下官位，人们屡见不鲜的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演说家；将军脱下戎装，不过是集镇上的一介草莽英雄。

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伟大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你也许不喜欢他的艺术，但是无论如何你难以拒绝这种艺术，你很难对此没有兴趣。

他的作品使你不能平静，紧扣你的心弦。斯特里克兰德为人取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为他辩护或者替他说好话，都不再被看作是性格古怪，言辞偏激。他的种种毛病为人们津津乐道，认为是成就他取得成绩的必需品。他在艺术上的地位仍有讨论的余地，赞美者的奉承也许像诋毁者的非议一样率性而为，令人捉摸不定；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他有天赋。

在我看来，艺术上最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是艺术家的个性；如果艺术家本人个性鲜明，我愿意原谅他一千个毛病。我以为，与艾尔·格列柯相比，贝拉斯克斯是一个更高明的画家，但是习惯势力作祟，无人对他顶礼膜拜：这个克里特岛人，沉迷声色而结局可悲，把他灵魂的秘密呈现出来，像一份标准的献祭。一个艺术家——画家、诗人或者音乐家，用他的崇高或者美丽的作品将世界装点起来，让人们的审美意识得以满足，这点类似性本能，其原始野蛮的东西是少不了的,但艺术家在你面前呈现的还有他本人更了不起的天分。

对艺术家的秘密追根溯源，和津津有味地阅读一个侦探故事不相上下。这种秘密好比一个谜，分享了大千世界没有答案的奇观。斯特里克兰德的画作最微不足道之处，都显示出一种罕见、扭曲以及复杂的个性。正是因为这点，就是那些不喜欢他画作的人，都做不到对他的画作漠然视之；也正是因为这点，激起了世人对他的生平和性格的兴趣，令世人好奇至极。

斯特里克兰德死后不到四年之际，莫里斯·赫雷特敢为人先，在《法兰西信使》发表了那篇文章，把这位默默无闻的画家从历史尘埃中挖掘出来。后来的作家或多或少惯随大流，这才纷纷循声发表文章了。在很长时间里，法国没有人享有比赫雷特更高尚的权威，他提出的看法不可能不给人留下印象；他的说法看起来有夸大之嫌，但是后来的各种评价肯定了他的评估，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现在稳稳地守住了他先前制定的路线。这一声誉平地崛起，是艺术史上最浪漫的事件之一。

但是，我并不打算对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作品妄加评论，除非作品触及他的性格。我不能苟同一些画家出言不逊的观点，说什么门外汉对绘画一窍不通，要表明对他们的画作的青睐，最好是三缄其口，掏出支票簿就是了。他们认为艺术只是一种才艺，只有手艺人才真正理解，这是一种奇谈怪论：艺术是感情的表露，感情讲一种芸芸大众都能听懂的语言。不过我承认，批评家要是对技巧缺乏实践的知识，很少能够对有真实价值的画作做出评价，而我就对绘画一窍不通。还好，我没有必要冒这种风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莱格特是一个写作高手，又是一个深得人心的画家，在一本小书里详尽地论述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大部分作品，叙述风格令人着迷，堪称样板。很可惜，这种叙述风格现在在英国远不如在法国时兴了。

莫里斯·赫雷特在其著名文章里对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生平予以简述，伏笔不少，刺激了人们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胃口。赫雷特对艺术没有感情用事，只是一心想唤起有识之士对一个天才的注意，因为这个天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才。不过赫雷特是一个深谙此道的记者，很清楚“人情趣味”可以让他更容易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些人过去与斯特里克兰德接触过，比如在伦敦就知道他的作家，还有在蒙特马特咖啡馆与他相遇的画家，当时他们见到的不过是一个落魄的艺术家，与别人没有两样，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个落魄的艺术家竟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才，他们却与他失之交臂。于是法国和美国的许多杂志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一方面各种回忆不断涌现，一方面欣赏评析接二连三，把斯特里克兰德的名声大加渲染，吊足了公众的胃口，却满足不了公众的好奇心。这个话题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肯下功夫的维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在其令人难忘的专题论文里，列出了一份容纳多个篇目且富有权威性的文章清单供人们参考。

人类骨子里具备编织神话的才能。这种才能在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的生涯中不失时机地捕捉各种事件，给人惊讶或者令人迷惑，杜撰出一个传奇，随后穿凿附会，让人发疯般地深信不疑。这是一种浪漫的抗议，让平淡无奇的生活陡升色彩。这种传奇的各种事件成了英雄名垂史册的万无一失的护照。这位哲学家面含冷笑，认为沃尔特·罗利爵士在人类记忆里稳坐圣贤尊位，那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大氅铺在地上，让伊丽莎白女王踩踏走过，而不是他把英格兰的名字带往那些没有被发现的国家。

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生前默默无闻。他树敌过多，并非广交朋友。所以，不足为奇的是，那些写他的人只好借助活跃的想象来弥补他们回想起来的贫乏事实。而且很显然，虽然人们对斯特里克兰德的了解十分有限，却也足够浪漫写手有机会找到材料加以发挥。他一生行为怪异，令人畏葸，他的性格催生的咄咄怪事也不少，他的命运让人心疼的东西更是多不胜数。随着时间流逝，这些因素经过添油加醋，一个传奇就凭空产生了，一个脑子灵光的历史学家对此是不会贸然抨击的。

然而，罗伯特·斯特里克兰德牧师偏偏不是这样一位脑子灵光的历史学家。他坦承自己写这部传记是为了消除某些已成为流言的误解，即他父亲后半生给依然活在世上的亲人们带来很大的痛苦。明摆着，关于斯特里克兰德的一生，为人共知的许多情况都让一个体面的家庭感到难以面对。我读这部传记出于好玩消遣，暗自庆幸内容不过尔尔，因为传记写得毫无色彩，枯燥乏味。斯特里克兰德牧师笔下的人物是一位尽职的丈夫，一位慈祥的父亲，一个脾气随和的常人，勤勤恳恳，品行端正。这位当代牧师在研究我们称之为《圣经》的学问时，学会了顾左右而言他的本领，让人大开眼界，但是这位牧师“诠释”他父亲一生的所有事实的那种高超手腕，倒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很容易发现并方便记忆的方法，这一定会让他在时机成熟时在教会获得最高的位置。我似乎已经看见他的肌肉结实的小腿套上了主教的绑腿了。

虽然这事做来需要勇气，但是难免在碰运气，因为这则传奇普遍为人接受，也许与斯特里克兰德的名声越来越大不无关系。因为许多人是因为厌恶他的艺术才被吸引住的，用厌恶的眼光审视他的性格，或者对他的死亡表示同情。儿子用心良苦写下的传奇给父亲的崇拜者头上投来一股凛冽之气。并非巧合的是，斯特里克兰德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撒玛利亚的女人》，是在斯特里克兰德牧师那部传记出版后随之而来的那场讨论后不久，出售给了克里斯蒂，比九个月前少卖了二百三十五镑，这幅画作再次落锤拍卖，只是因为那位有名的收藏家溘然长逝了。

如果人类不可小觑的编织神话的才能不过滤掉关于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负面消息，听任大家强烈的猎奇欲望渐渐黯淡下去的话，也许以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力量和独创性不足以造成这种价格差别。事过不久，维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的那篇大作问世了，最终让所有艺术爱好者的疑虑烟消云散了。

维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在历史学派上另有专属，相信人类本性怎一个“坏”字了得，说它“更坏”都毫不过分。当然，读者在他们手中寻找乐趣尽可以放心，较之那些把浪漫的非凡人物描写成家庭道德的典范的幸灾乐祸的作家，在他们笔下寻找娱乐可就更容易让人产生兴趣了。就我而言，如果把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描写成一种纯粹的经济联盟，那我会感到非常遗憾的。要让我相信，老天在上，提比略与乔治五世相比，是一个无可指摘的君王，那可需要远比现有的资料更多的证据才行。

维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用那样的措辞评论罗伯特·斯特里克兰德牧师不谙世故的传记，很难让人不对这位倒霉的牧师深表同情，想避免这种感情都不行。他顾及体面的意犹未尽的言辞被抨击为虚伪，他躲躲闪闪的陈述被直接说成是在撒谎，而他保持沉默的地方被无情地斥之为背叛。这些过失的良苦用心，对一个作家来说是该受指摘的，而从一个做儿子的角度看，则是情有可原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因此也饱受连累，被谴责为故作正经、爱耍花招、自命不凡、欺诈、狡猾以及烹饪一无可取。

我个人认为，斯特里克兰德牧师在反驳关于他父母之间某种“不愉快”的已经深为世人相信的描写时，简直是草率从事。其中有一段写到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从巴黎写来的一封家信，说他赞扬妻子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女人”。但维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能够把原信复制出来，这段话的原意原来是这样的：“上帝诅咒我的妻子吧。她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人。但愿她下地狱。”在教会一统天下的日子里，教会对待这种不受欢迎的证据，不应是这样的态度。

维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对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崇拜有加，热情不减，他要粉饰斯特里克兰德是没有任何危险的。他有一种准确无误的眼光，对一切看起来纯洁无辜的行为的不可告人的动机都看得穿。他既是一个病理学家，还是一个执迷艺术的人，那些潜意识的东西很少能瞒得过他。没有哪个探求神秘的人能像他一样看透普通事物的深层意义。探求神秘的人看得透言语难以表达的东西，这是病理学家口头说不出来的。别有一种独特的迷人之处的是，看到这位博学的作者把每处会给他笔下的主人公投下不良影响的逸闻趣事，一一流于笔端的那股急切的劲头。

每当他找出表现主人公冷酷无情或者卑鄙龌龊的例子，他的心就多一分热烈，而且在发现某件被人遗忘的故事能用来嘲讽罗伯特·斯特里克兰德牧师的一片孝心时，他就会像宗教法庭的法官审判异教徒那样喜不自胜。他那种孜孜以求的精神着实令人吃惊。无论多么微小的东西都躲不过他的眼睛，而且你完全可以放心，如果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留下一张没有付账的洗衣单子，这种区区小事一样会被详尽记录下来；如果他欠别人半克朗钱没有偿还，这笔借款的每个细节也不会漏掉。

二 

有关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诉诸文字的东西不少了，看起来我没有必要再费笔墨。一个画家的碑文是他的作品。不错，我对他的了解比多数人要多得多：我最初与他相遇时，他还没有成为画家，他在巴黎度过的那些潦倒的日子里，我和他频频相见。然而，我并不认为，如果战乱没有把我带到塔希提岛上，我还会把我的种种回忆写下来。众所周知，他在塔希提岛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在那里还结识了熟悉他的人。我发现我这样的身份，正好可以把他一生中最鲜为人知的悲剧的部分大白于天下。如果那些相信斯特里克兰德伟大的人是正确的，与他有过亲身接触的人的个人叙述很难说是多余的。假如有人像我和斯特里克兰德一样，与艾尔·格列柯亲密无间，能读到这人写下的回忆录，我们有什么舍不得放弃呢？

然而，我不会为这些借口寻求庇护。我忘记谁建议过，为了让灵魂受益，每天应该做两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是一个富有智慧的人，这话就是格言，我谨记在心，遵照行事。因为每天我醒来起床，每天上床睡下，但是，我本性中具备苦行主义倾向，我让我的肉体每星期接受一次更严厉的磨难。对《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阅读，我从来没有漏掉过一次。

想想大量的书有人写出来，作者心怀美好的希望看到它们出版，等待这些书的命运，这是一种有益健康的守则。每一本书要从这样浩瀚的书堆里突围，会面临怎样的概率？那些成功的书也不过是季节性的。老天知道书的作者会有什么样的疼痛，他忍受了怎样的苦涩经历，遭受了怎样的折磨，只是为了让某个碰巧的读者得到几小时的放松，或者驱除他路途的劳顿。如果可以根据书评做出判断，那么很多书是作者呕心沥血写出来的，甚至曾经为它们绞尽脑汁。对有些作者来说，甚至是付出了一辈子艰苦的劳作。我从写作中汲取的教训是，作者应该从创作的乐趣中得到酬报，从思想负担的释放中得到回报；对其他东西都不必介意，表扬还是苛评、失败还是成功，都应该坦然面对。

战争到来，随同战争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态度。青年求助于他们长辈（我们）不了解的神灵，便大体可以看出来他们的那些后继者的活动方向。年轻的一代意识到了力量和躁动，早把门敲过了。他们蜂拥进来，坐在我们的座位上。他们大呼小叫，空中吵闹声一片。他们的一些长辈，学着青年的滑稽行为，老当益壮，极力让自己相信他们的日子还没有结束。他们和精力最充沛的人一起嚷叫，但是他们的嘴里喊出来的战争呐喊显得很空洞。他们像可怜的荡妇，叽叽喳喳嚷叫不断，试图用画笔、脂粉装扮自己，让青春幻影再现。明智一些的人自顾做出一副不卑不亢的优雅。他们含蓄的微笑是一种迁就的讥讽。他们记得自己也曾把坐享其成的一代人踩在脚下，也这样大呼小叫过，也这样冷嘲热讽过，他们早看透这些高擎火把的勇敢人士转眼之间就会把位置让出来。

世上没有哪句话称得上最后一句话。尼尼微城把自己的伟大吹捧到天空时，新的福音早已成了古董。那些讲这些豪言壮语的人，好像觉得这些话无比新颖，其实过去先人们早讲过一百多遍了，腔调都很少改变过。钟摆来回游荡，往复循环。那个圆圈从来都在重新启动。

有时，一个人活了相当长的时间，在一个时代里他争得了位置，进入另一时代他却茫然失措，随后千奇百怪的东西呈现出一种人类喜剧中最独特的景观。比如说，现在谁还想到乔治·克雷布呢？在他的时代，他可是位大名鼎鼎的诗人，世人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天才，现代生活更加繁复，很少还能看见这点了。

乔治·克雷布从亚历山大·蒲伯那派学到写作技巧，用韵文偶体写了很多道德教化故事。然后，法国大革命来了，拿破仑发动的一系列战争烽火不息，诗人们纷纷吟诵新的诗歌。我认为他一定阅读过这些年轻一代诗人的作品，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里折腾出了很大的动静，而且我感觉他认为那些诗作不成样子。当然，多数新诗都不成样子。不过，济慈和华兹华斯的颂歌，还有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作，以及雪莱的几首诗歌，拓宽了过去尚无人涉足的广大精神疆域。克雷布先生如同羊排一样，只有一块肉而已，然而他却继续用韵文偶体写作道德教化故事。

我断断续续读了年轻一代的作品。他们中间可能有一位更加热烈的济慈，有一位更加轻灵的雪莱，已经发表了这个世界会欣然记住的诗篇。我说不好这点。我欣赏他们把诗写得尽善尽美——他们的青春已经光彩夺目，再说什么好听话似乎都有点荒谬——我为他们精致的诗歌风格所折服。但是，尽管他们辞藻华丽（他们的词汇表明他们躺在摇篮里时已经翻阅过罗热的《英语单词和短语汇编》了），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什么新东西：在我看来，他们无所不知，无所不通；他们在我的背上轻拍一掌的亲昵劲儿或者全身扑向我怀里的热烈感情，我还真受不了；他们的激情似乎没有血色，他们的梦想有点儿枯燥。我不喜欢他们。我已经被束之高阁了。我会继续用韵文偶体写作道德教化故事。但是，如果我写作这些东西别有所图，而不只是为了自我娱乐，那我可是一个傻瓜中的傻瓜了。

三 

不过，所有这些议论只是附带说说而已。

我写出我的第一本书时，我还很年轻。运气垂青，这本书引起读者关注，弄出不小动静，各色人士都巴不得和我认识。

最初我被引荐到伦敦文人的圈子时，感到局促却又求之不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难免有几分郁闷。很久以来我都没有光顾那个圈子了，如果多种小说描写那个圈子的独特景象都是真实的，现在那里已经今非昔比了。文人聚会的地点大不相同。切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取代了汉普斯特德、诺丁山门以及肯辛顿的高街。当时四十岁不到就是一方人物了，而现在过了二十五岁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想，那些日子我们都有点儿不好意思表露自己的感情，怕人笑话，所以总是尽情地收敛自己，不给别人留下自大傲慢的印象。我不相信斯文的放浪形骸的文人能够表现出一种纯洁的精致文化，可我也记不得像当今之日一样时兴如此粗俗的男女乱来。我们都不认同，拉起一道沉默的帘子，遮挡起种种反常行为，就是虚伪的。铁铲并不总是叫作该死的铁锹。女人还没有完全自由自主。

我住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一带，我记得坐公共汽车走很长的路才能到达好客的文学家庭。因为我胆小害羞，要在大街上来回徘徊一阵子，才鼓起勇气去按响门铃。随后，心里忐忑不安，样子诚惶诚恐，被人领进一间不透气的房间，里面到处都是人。我被介绍给这个名人、那个大腕，他们对我的书尽说些恭维话，却让我感到极度无所适从。我感觉他们指望我说些左右逢源的应酬话，可我等到聚会结束也想不出什么中听的话。我竭力隐藏我的窘态，忙着端茶倒水，把切得乱糟糟的面包分送给每个人。我不想让任何人注意到我，这样我就可以悠然自得，听听他们说的那些妙趣横生的事情。

我记得现场有一些体格硕大、身板挺直的女人，鼻子很大，眼神勾人，她们穿戴的服装仿佛一身盔甲；也有一些像小老鼠一样的瘦小的老处女，说话细声细气，瞅人一眼还鬼鬼祟祟的。我始终兴趣盎然地观看她们戴着手套拿黄油面包吃，拿了一次又一次，可我看到她们以为没有人看见时就在她们的椅子上揩手指，那种漠然劲头令我大开眼界。这对那些家具有害无益，不过我估摸轮到女主人拜访她们时也一定会在她们的家具上如法炮制，以解心头之恨。

其中有一些女人穿戴得很入时，还说她们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写出一本小说来就要穿得邋邋遢遢；如果你生就了一个苗条身段，就应该把腰肢展露无遗，一只小脚穿了时髦的鞋子绝不会妨碍编辑采用你的“材料”。但是另一些女人认为这样穿戴难免轻佻，她们穿了“艺术纺织品”，戴了颇具蛮荒色调的珠宝。男人的穿戴很少看上去怪里怪气。他们尽可能表现得不像作家的模样。他们希望在别人眼里就是这世界的男人，到哪里都像是城市公司的管理人员。他们总是做出有点儿疲劳的样子。我过去压根儿不认识作家，我发觉他们非常奇怪，可我觉得他们在我眼前好像不是特别真实。

我记得我印象中他们的谈话不同凡响，一位同行作者刚刚转身，他们就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那种话中带刺的幽默劲儿，让我听得张口结舌。艺术家有一种世上其他行业成员望尘莫及的优势，不仅可以嘲笑朋友们的相貌和性格，还可以讽刺他们的作品。那种谈吐机敏或者出口成章的谈锋，我自愧不如，甘拜下风。那时候，交谈还讲究修养，像一种艺术；一句干净利落的妙语会大受赏识，是饭锅下的柴火噼里啪啦的爆裂声望尘莫及的；格言还不是愚钝的人模仿智者所运用的工具，闲散的交流中冒出来一两句警句会令谈话格外活泼。

说来难过，当时的妙语我一句也记不得了。但是，想来那种交谈也从不会令人十分舒服，因为谈话转向这个行业的细端末节时，都是我们实践的艺术的另一面。我们谈论到最新一本书的成就时，会自然而然地猜测它卖出去多少本，作者得到了多少预支稿费，最终他可能得到什么样的收益。随后，我们会谈及出书的出版商以及诸如此类，与别的出版商克扣稿费比较起来，这位出版商大方到何种程度；我们会争辩一番：是把稿子交给版税优厚的人，还是交给能把书的价值“推举”出来的人。有些出版商广告宣传水平很差，有些则很不错。有些出版商很现代，有些则很古板。随后，我们还会谈及代理人和他们为我们争取到的东西；也会谈到编辑和他们欢迎的作品种类，一千字能给多少稿费，以及他们算稿费是否及时或者拖拉。对我来说，这种谈话都非常具有浪漫氛围。它给我一种亲密无间的感觉，让我成了神秘兄弟会的一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