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征辽背景

贞观十八年，薛仁贵踏上他一生中的首次征途，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也使他成为日后千万中国人所熟悉的民间英雄人物。究竟当时的历史发展，特别在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上，如何提供了这个薛仁贵妻子柳氏形容为“难得之时”的机会？在这次战役中初露锋芒的薛仁贵，在参战之时对当时的情况又有多少理解和认识？
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的关系，自当不由隋唐开始。据《史记》卷一一五《朝鲜列传》，在战国时代，朝鲜与真番两个地域，服属于全盛时期燕国。这个记载，由在朝鲜半岛西北部发现的燕国明刀钱所证实45；汉代长城，更以?水为东界。为了对付塞外日渐强大的卫满，汉武帝出兵平定朝鲜，设置四郡。汉势日衰后，土著力量相对增长，出现夫余和高句丽称王情形。王莽曾试改高句丽为下句丽，但后汉一朝，高句丽仍维持所谓外臣地位。汉末三国初，公孙氏一度雄峙辽东，但高句丽亦继续强大。东晋时，慕容氏前燕替代公孙度占据辽东，曾与高句丽发生冲突，亦曾在和好时加以册封；高句丽为自保，同时朝贡东晋。随着南部的百济和新罗的扩张以及高句丽国土的北移，朝鲜半岛与其北部，逐渐形成三者鼎立之势。汉初所建的乐浪、带方郡，再不由中原政权控制。这种国际关系和力量的变化，加上中国中原政权分裂，令各国间外交活动频繁，而中国宗法式的君臣册封制度，乃成为维持各地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中国大陆上的政权在大多时候并无能力影响东邻政权的内部运作，甚至需要他们作为外交平衡的砝码，但为了维持一种固有的大国心态，于是在外交文书上，不时使用基于册封、以对方为藩国的理论，以保持本身的优越感。册封与朝贡因此亦渐渐成为定式，使东亚呈现了一种新的、以中国为中心、多元化的天下秩序。后人通过册封与朝贡的变化，可以从中看到各国在当时的国际政治地位与势力的消长46。
隋唐虽然承袭了这一种体现于册封制度的天下秩序，但统一的中国的强大国力，在维持和体现这种秩序时，很快就流露出与过去多元化政权的分别。《魏书》卷一百《高句丽传》载孝文帝太和年中（479—482年），北魏在山东外海逮捕了高句丽派往南齐的使人，于是下诏责备高句丽王：“……卿越境外交，远通篡贼，岂是藩臣守节之义!”但指责只停止在口头警告的阶段，并没有行动上的表现，而且还将使人送回高句丽，对方亦似乎无甚反应。但到了隋朝情形便开始改观。据《隋书•高丽传》，隋灭陈后，高句丽王汤感到唇亡齿寒，治兵积谷，加强防卫。隋文帝知道后，便送去一封警告信，指高句丽心谋不轨，如果不守藩臣之节，不排除加兵的可能性。高句丽王收信后，奉表陈谢始告无事。由此可见，虽然中国中原政权视朝鲜半岛政权为一种藩臣关系，但不同时候有不同的态度。继高汤的下任高句丽王或许未明个中道理，竟然引兵侵隋边境，这次隋文帝不再客气，边兵虽然早已获得胜利，但他仍然派出30万征讨大军，把高句丽王吓得要自己加上“辽东粪臣”的不雅名号以求和。
隋炀帝征辽失败是众所周知的，以所谓客观的必然原因来解释征辽的发生，远不如一句隋炀帝好大喜功来得有说服力47。隋炀帝本来就属于一个外向型的皇帝，他在君主生涯前半部的作为，建新都、开运河以至通西域，虽然在人力物力上均付出相当代价，但在促进与异邦交往上，却影响深远，为后代在经济上带来不少方便。不过，征辽却找不到同样可取的一面。隋炀帝初登台时，国力形势是否足够和适合征辽，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隋炀帝在大业三年北巡，突厥使人告知他高句丽有意和突厥通好，这个外交照会，其实说明了突厥的立场是倾向于隋的。隋炀帝对这件事的反应是通过使者，命令高句丽王入朝，否则将与突厥联军征讨。隋炀帝需要和突厥共同进退，可说亦显示了他了解到本身的后顾之忧与力量的不足。48不管如何，隋炀帝的第一次征高句丽是可以理解的，他当皇帝以后从未打过败仗，而他亦为这次远征做了相当的准备，国家的资源亦或勉强可以应付。《隋书》卷八十一《高丽传》指责他的专制与第一次出征失败有莫大关系，因为在前线的将领事事要向他请示，不单令行军受阻，更间接成为对高句丽屡战屡败的一种鼓励。但参同书卷六十的《于仲文传》，这个说法似乎不尽合乎事实。但不管隋炀帝对第一仗的失败应负多少责任，他再度出征，引致再次失败的决定是可以商榷的。杨玄感的政变或许剥夺了他第二次征辽胜利的机会，但他一意孤行，念念不忘计划第三次、甚至第四次远征，无疑只暴露了他的固执和愚昧。可能正因此故，晚年的隋炀帝似乎愈来愈变得神经质。据非正史的记载，大业十一年（615年）他在雁门被突厥围困时，一度怕死得与8岁的孙儿相拥而泣，两目尽肿，而他在当时答允了的不再征辽和授勋军人的事，事后竟然反悔。他坚持到江都前所作留给宫人的诗：“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49第二句近乎自欺欺人，因为在大业三年他第一次出巡的目的地，就是日后征辽基地的涿郡，可见他当时已考虑出兵高句丽，只不过他在中途遇到突厥的盛大招待，不得不更改活动而已50。
薛仁贵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渡过的。他父亲曾任职的襄城县在隋属颍川郡，在唐初则是河南道汝州，但隋初本有襄城郡，后来在大业改名为汝州，他父亲也可能曾在此任职。但不论何者，两处都在河南地区。大业十一年十月，卢明月起兵的消息传至朝廷，他手下有十余万人，活动于“陈、汝间”，陈州即淮阳郡，也是在汝州附近。隋朝当时派了张须河南道12郡黜陟讨捕大使。单从职称，便可知道反政府活动势力的蔓延程度51。为人熟知的李密和瓦岗军，亦在同一地区活动。古代史家形容这些人物为盗，今人则改称为农民起义领袖。不能否认的是，他们的出现，是对征辽带来种种劳役的一种逃避甚至对抗。薛仁贵出生于大业十年，如果他曾经在这些反政府活动引起的战乱中逃亡，因为年纪太小，可能记忆不多，但在成长过程中，必然曾经从家人和族人口中，听到不少有关该时期的事迹。这些口传历史，也可能提到当时在河南、山东的大水，从而引致各地出现的饥荒、死亡和更多的兵乱52。他们纵然不把时代的悲剧全归于隋炀帝一个人身上，亦难免多少会提到征辽事件。李渊起兵太原时，内中便有逃避征辽的长孙顺德和刘弘基，起兵之时，更曾冒炀帝敕动员河东北部地方人为兵，用以扰乱人心53。长孙顺德和刘弘基都不能算是一般平民，前者是隋室的外戚，后者的父亲在隋是州刺史，本身靠荫入仕，亦即是以家族的官位背景任官54。两人都不愿意出征高句丽，多少反映部分上层社会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如果薛仁贵在老家河东长大的话，对这些当朝新贵起家事迹，以及征辽战争种种的消极面，多少亦必曾有所闻。
如果这些旧日的历史并未阻止薛仁贵投军，隋炀帝的失败亦同样没有令唐太宗走上同样的道路。后代的史家对这两位君主的评价多数大相径庭，但亦可以指出，他们其实有相同的军事贵族背景，甚至有血缘关系，而在性格上更不无雷同地方。隋炀帝父亲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唐太宗父亲唐高祖的姨母。这两位第二代皇帝的登基经过与手段，以旁门左道来形容或许过分，但方式显然并不十分正统，前者通过母亲施加压力，最后演出一幕废太子；后者发动的“玄武门之变”，更开唐朝宫中继位问题斗争的先河。单从这点，已可见到两者好胜心之重。唐太宗李世民比隋炀帝杨广稍胜一筹的，是他能够有后者做参考。贞观四年（630年），有官员因为位于中南半岛的林邑“表疏不顺”，即在外交上礼仪不对，建议出兵讨伐。唐太宗说：“隋主亦必欲取高丽，频年劳役，人不胜怨，遂死于匹夫之手。”他更大方地认为：“言语之间，何足介意？”明年，康国来归顺，他又似乎因为不想为了卷入西域的政治纠纷中兵行万里，提出“劳民求名，非朕所欲”55。从这几件事看来，他似乎是位愿意与民休养生息的和平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