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回想起这件事，我对贝拉克的表现多了几分好奇。他在上考试复习班，到哪儿都带着复习的书，但是好像翻看得并不勤，或者说，他的准备程度并没有达到我这个过来人认为应该达到的标准。但是我也不会去唠叨他，或者举我当年的例子跟他讲不充分准备的后果。我们两个太不一样。首先，贝拉克的脑袋就像一个塞得满满当当的行李箱，他能随意从里面抽取各种类别迥然不同的数据。我叫他“数据男”，因为在谈话中他总能列出一些数据来支撑他的观点。他的大脑差不多像照相机一样，能过目不忘。事实上，我并不担心他能不能通过考试，但让人有点恼火的是，他自己也不担心。
所以，我们就提早庆祝了，在他考完试当天，1991 年7 月31 日，我们在市区一家名叫戈登的餐厅订了位子。这是我们最爱的一家餐厅，在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常到那儿庆祝。店里有柔和的装饰艺术风格的灯光，雪白的桌布，菜单上还有鱼子酱和油炸洋蓟馅饼这样的菜品。当时正值盛夏，我们的心情很愉快。
在戈登，贝拉克和我常会每道菜都尝尝。我们喝马天尼酒，点上开胃菜，配着主菜再选一款好喝的葡萄酒。我们漫无目的、心满意足地聊着天，也许还有点儿情意缠绵。快吃完饭的时候，贝拉克微笑地看着我，谈起了婚姻的话题。他握着我的手，说虽然他全心全意地爱着我，
但是他依然看不到结婚的意义何在。瞬间，我感到血液冲上我的脸颊。这就好像触发了我身上的一个按钮，而且是大大的闪着红光的按钮，就是你在某个周围挂着警告标志和疏散地图的核设施上能看到的那种。真的吗？我们现在要讨论这个话题了？
是的。我们已经进行过很多次关于婚姻的讨论，各自的观点没有什么改变。我是个传统的人，贝拉克不是。显然我们两个的态度都很坚决。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我们两个人—特别还是两个律师—对这个话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在我们周围，穿着运动外衣的男士们和穿着漂亮裙子的女士们正在享受他们精致的晚餐，我尽可能地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
“如果我们彼此相爱，”我说，努力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和，“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某种形式加以确定？你的尊严会因此受到任何损害吗？”
从这里开始，我们又开始重复之前讨论的点。婚姻重要吗？为什么重要？他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不能达成一致，我们将来的关系如何发展？我们不是在争吵，而是在争辩，用的是律师的方式。我们互相攻击，分析盘问，显然我是火气大的那个，因为主要是我在说话。
最后，我们这桌的侍者端来了盛着甜点的盘子，上面盖着一个银色的盖子。他把盘子放在我面前，揭开了盖子。我当时情绪太激动，根本不想低头看。后来我低下头，看到本该盛着巧克力蛋糕的盘子里放着一个黑色的天鹅绒盒子，里面是一枚钻戒。
贝拉克调皮地看着我。他在逗我生气，在搞恶作剧。我反应了一会儿才转怒为喜。他故意惹恼我，是因为这是他在我们两个有生之年最后一次援引他的“婚姻无意义论”。事情就这样了结了。他单膝跪地，声音因为激动而有点儿发抖，真诚地问我，我是否愿意嫁给他，让他有此荣幸。后来我才知道，他已经提前跟我母亲和哥哥都提过亲，征求了他们的同意。当我回答“愿意”时，餐厅里的所有人似乎都开始鼓掌。
有那么一两分钟，我呆呆地盯着手指上的戒指。我看着贝拉克，想证实这是真的。他在微笑。他这么做我完全没想到。在某个层面上，我们两个都赢了。“好了，”他轻快地说，“这下你该安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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