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大革命”对党的建设造成的破坏

1976 年10 月，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文化大革命” 十年浩劫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极其严重的创伤，党的自身建设也不例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目的是反修防修，使党永不变质。但是，由于“左”倾错误思想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加上林彪反革命集团、江青反革命集团（也称“四人帮”。下同）的破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被歪曲，党委被踢开，党的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各级干部被打倒或遭受冲击，党的各项建设受到严重破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内思想混乱。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极左思想泛滥，是非颠倒，谬论肆虐，原本许多正确的东西，实事求是的东西，都被当成“右”的来批判。不仅如此，这一时期，认识问题成了政治问题、方法问题成了立场问题、人民内部矛盾成了敌我矛盾，阶级斗争被严重扩大化。这种极左思想，使得党内“恐右病”盛行，干部群众不敢想、不敢做、不敢说，严重打击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与此同时，党内形而上学思想猖獗，唯心主义横行，搞乱了人们的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许多理论观点被歪曲，个人崇拜现象和封建迷信现象严重。许多明显违背或者误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论点，竟被当成不可触动的禁区加以维护，造成了思想上的僵化和理论上的混乱。

二是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从党外发展到党内，严重损害了党的组织建设。一是党的各级组织长期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大搞“踢开党委闹革命”，炮制“阶级关系新变动”等谬论，把一大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制造大量冤假错案，使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之中。二是帮派体系林立。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违背“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把是否具有“造反精神”、是否紧跟他们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建立自己的帮派体系。三是党内组织不纯。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发展党员的基本指导思想存在偏差，使得当时不够党员条件的人进入党内，尤其是一些靠造反起家的人，与林彪、江青等有帮派组织联系的人，甚至打、砸、抢分子也混入党内，严重地侵蚀和损害了党的肌体。

三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遭受破坏。“革命”十年，崇高的党性被派性所取代。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派性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一大批造反派干部上台后，把派性斗争带入党内，他们热衷于拉帮结派，争权夺利，致使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遭受到极大破坏，党内作风不纯问题十分严重。

四是党内民主制度被践踏。“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民主集中制被严重破坏，“一言堂”“家长制”作风盛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事实上被个人专断所取代，更为严重的是党的九大、十大党章取消了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等条文规定。不仅如此，九大、十大党章还取消了八大党章关于党员权利与义务的条文，取消中央书记处、党的监察委员会等机构，对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关系的许多方面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些制度化条文的删改和废除，使党内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民主监督失去了依托，党内民主生活无法正常进行。

辩证法认为，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文化大革命” 十年内乱造成的混乱和危害，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使广大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们从迷雾中觉醒过来。党心思治、党心思上、党心思变，是当时广大党员干部的心声。这为在全党范围进行拨乱反正，全面推动党的各项工作向前迈进，准备了必要条件和强大的内在动力。

需要说明的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党的建设尽管受到严重冲击及林彪、江青等人的破坏，并因此出现了最为严重的挫折，但是党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保持了党的统一。党之所以具有如此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大多数党员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仍然是坚定的，并且坚守在不同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党的各级组织没有被完全冲垮而且还发挥着一定作用，大部分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仍然保持着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尤其是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维护稳定、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和林彪反革命集团、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正是因为上述正反两方面因素的作用，党的建设在“文化大革命”中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局面，而且这种局面一直影响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的徘徊时期。

二、揭批、清查“四人帮”与纯洁党的队伍

“十年动乱”，积累下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党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各方面的工作要开展，党的自身要清理，党的优良传统要恢复。就当时而言，最为紧迫、重要的是，党必须提出一条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找到正确的道路和前进方向，并带领全国人民迅速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泥潭中走出来，迅速扭转被动局面。要实现这样的历史转折，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当时的现实要求看，粉碎“四人帮”（即江青反革命集团。下同）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揭批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及其荒谬的言论，严格清查其帮派体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实现全党和全国的安定团结，为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扫除障碍。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政治局立即对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作了部署，一场声势浩大的揭批运动随即展开。1976 年10 月18 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通报“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号召全党紧密团结起来，对“四人帮”进行揭发批判。接着，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部署揭批“四人帮”的工作。12 月10 日，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批转全党，系统地公布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罪行。12 月25 日，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表讲话，宣布要经过“三个战役”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即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揭发“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个方面的表现”。按照这一部署，中央和地方的报刊登载了大量文章，声讨和控诉“四人帮”的罪行。12 月26 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此时发表毛泽东在1956 年的这篇著名讲话，既是对他的纪念，也是为揭批“四人帮”提供理论指导。28 日， 《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随后，“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二（《“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和材料之三（《“四人帮”在各个领域散布的反动谬论》）也相继下发。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对“四人帮”的揭发和批判中，全国上下迅速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批判高潮。许多地区和部门在揭发“四人帮”时还进一步批判了林彪的罪行。

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对其帮派体系也进行了严肃清查。1977 年8 月，党的十一大正式提出清查“四人帮”体系的任务，并要求：“清查工作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抓紧进行，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要根据情况，争取今年或稍长一点的时间，分期分批地基本查清。”党的十一大后，各地各部门根据中央的部署，采取了坚决有力的措施，开展了清查“四人帮”派系工作。一是加强具体领导，对那些被夺了权的单位，毫不含糊地把权夺回来，对那些领导不力的单位，及时整顿和加强领导班子。同时，实行清查与揭批相结合、发动群众与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引导群众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可靠的材料，首先清查帮派头子和骨干的罪行，把他们的罪恶行为揭露出来。二是严格执行政策，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极少数，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把少数跟“四人帮”干坏事、陷入很深的人，与受“四人帮”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人区别开来；把参与某些阴谋活动，但受人利用、犯了政治错误的人，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区别开来；把正常工作关系同搞阴谋诡计区别开来；把愿意悔改的人同负隅顽抗的人区别开来。

由于措施得力，政策正确，揭批、清查工作取得很大进展。至1978 年年底，历时两年多的揭批、清查运动基本结束。同时，中共中央还陆续采取一些组织措施，加强和保证对党政军重要部门和全国各地的领导，以进一步稳定局势。1976 年10 月下旬，由耿飚负责的中央宣传领导小组成立，统一领导整个宣传舆论工作。1977 年3 月，中央政治局决定由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常务工作。3 月7 日，中央通知由叶剑英重新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对那些受“四人帮”影响较深、阻碍揭批运动开展的省份，中央对原先的领导班子加以改组，另派人员前往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这一系列措施，不仅稳定了局势，而且为彻底清除“四人帮”流毒奠定了基础。

在开展揭批、清查“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开始着手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以上海为例，1976 年年底，中央派出工作组对上海市组办和区县的103个领导班子作了认真的清查、考察和排队。当时把这些领导班子划为3 类：第一类是比较好的，有31 个，约占总数的30%。这类班子反对“四人帮”的立场很坚定，旗帜鲜明，得到群众的信任，革命和市场抓得得力，工作比较好。第二类是属于中间情况的，有44 个，约占总数的43%。这类班子主要是领导成员有错误，有的错误不是太大，但领导成员比较软弱，班子不够整齐，工作比较被动，有的还有困难。对于这类班子，工作组强调要立足于帮，要多帮他们，让他们在运动中振作起来，努力做好工作，逐步地升到第一类。第三类是问题比较严重的，有28 个，约占总数的27%。这类领导班子长期被“四人帮”控制，甚至基本上烂掉了，必须彻底改组。在领导班子改组重建的过程中，工作组决定，请那些原来被打倒的、靠边站的老同志出来，参加领导工作，让他们在运动中逐渐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熟悉有关的政策，在适当的时候对他们正式安排、任命相应的领导职务。按照这样一个工作思路，这次对上海市各级领导班子调整改组的占了60%，其中对主要负责人进行调整的占80%。在此期间，全国各地各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对领导班子作了调整。这次调整为纯洁党的干部队伍，稳定全国局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