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源
作者： 来源： 浏览次数：1078次 更新时间：2018-08-15
辞源在中国现代语文辞书发展史上属于关山之作，为现代辞书编纂创立了科学范式。辞源的创造性贡献是在总结古代字书经验的基础之上，同时参照国外的辞书特点，建立了一个语词和字头之间的网络结构。字头是纲，语词是目，纲举才能目张。字头与语词首字不只是有形体上的一致性，字头音义系统不论或近或远或直接或间接总像脉络一样贯联着各个语词。所以，字头的形体、释义及古今音变的仔细辨别，往往还涉及所统属的各个语词音义的来龙去脉。梳理网络结构，理清各种音义关系，这是极为重要的基础工程。多年来，古汉语辞书编纂中的根本性弊端，就在于轻视“纲”的复杂性、重要性，忽视“纲”与“目”的网络关系。“纲”、“目”理念是构建辞源殿堂的总蓝图。当然，构建一个溯源竟流、寻端及尾、真正符合形音义历史真实面貌的网络体，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特别是人们的释古能力（包括形音义、文献、文化等专业知识）往往有各种不同的局限，故虽然经过两次大的修订，缺点错误仍然难以避免。二版总纂吴泽炎先生说：“辞源是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这是很明智的观念，表述了一个亲历者的担当精神以及遗憾与希冀。我们要对后来者说的，还是吴先生这句话。我们希望下一辈人做得更好，务必精严，慎之又慎！
此次修订工作始于2007年，这年2月商务印书馆成立了辞源修订组。修订的总目标是：正本清源，修旧增新。方式是：以修订组为职能机构，从2011年开始，聘请馆外专业人士承担全部修订任务，直至定稾。编辑部协调其间，内外合作，统一行动。
近三十年来，中国辞书的生存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门类的大中小型辞书纷然杂呈，对辞源的地位形成了挑战和竞争之势；而且，社会的急剧转型，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新的研究成果不断产生，辞源如不及时修订，就难以适应社会需要，继续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
从辞源自身而言，有诸多问题、缺失，亟待改进。如字头要适当增加，语词条目要限量增加，百科条目要大幅度增补，插图也要重点增补。需新增的内容还有音项、义项、书证等。修旧也很艰巨。如释义是否准确，如何保持价值中立；音项、义项的或分或合；书证的全部核实；异文、标点的斟酌；书名、篇名、卷次、作者的查对；人物生卒年涉及新旧纪年的换算；古地名与今地名的对应；书名线、地名线、人名线的落实；“参见”条目的照应、沟通；凡此种种，都有可修可补之处。辞书无小事，标点之微，一线之细，都关乎信息、知识的准确性问题。修旧的大难点还不在此，而是所谓“辞源无源”的问题。此说虽言过其实，但“源”的问题的确非常复杂，故此次修订的重点在正本清源。当然，什么是“源”，这是值得探讨研究的一个问题。源者，原也。追溯始出为“源”，梳理流变，保持原貌都是“源”，我们是在相对意义上来理解“源”这一概念的。“源”有字源、语源，二者有联系，又不可混淆。这种区分只是为了便于操作，有很强的实用性，不必从理论层面计较。字源又可分为形源、音源、义源；语源又可分为典源、证源（所谓始见例）。此“五源”实非同一层面。所谓“典源”、“证源”只是文献、语料问题，属于书证层面，实为文化源，称之为“语源”，有些勉强。但人们批评“辞源无源”时，是把“典源”、“证源”当作“语源”了，我们也就借用了这一说法。“字源”才是真正的语言文字问题，基本上属于字头层面。
清代学人段玉裁王怀祖广雅注序云：“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学者之考古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这段文字讲了两个原理：一是语言文字的系统性，二是语言文字的历史性。辞源对字形的确定、选用，今音与古音的对应关系，今义释古义，都应遵循这两个原理，才有理据可依；而不能有任何主观随意性，以致无据可言，源流不清，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实用性，从而失去辞书的地位。
此次修订工作始于2007年，这年2月商务印书馆成立了辞源修订组。修订的总目标是：正本清源，修旧增新。方式是：以修订组为职能机构，从2011年开始，聘请馆外专业人士承担全部修订任务，直至定稾。编辑部协调其间，内外合作，统一行动。
近三十年来，中国辞书的生存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门类的大中小型辞书纷然杂呈，对辞源的地位形成了挑战和竞争之势；而且，社会的急剧转型，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新的研究成果不断产生，辞源如不及时修订，就难以适应社会需要，继续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
从辞源自身而言，有诸多问题、缺失，亟待改进。如字头要适当增加，语词条目要限量增加，百科条目要大幅度增补，插图也要重点增补。需新增的内容还有音项、义项、书证等。修旧也很艰巨。如释义是否准确，如何保持价值中立；音项、义项的或分或合；书证的全部核实；异文、标点的斟酌；书名、篇名、卷次、作者的查对；人物生卒年涉及新旧纪年的换算；古地名与今地名的对应；书名线、地名线、人名线的落实；“参见”条目的照应、沟通；凡此种种，都有可修可补之处。辞书无小事，标点之微，一线之细，都关乎信息、知识的准确性问题。修旧的大难点还不在此，而是所谓“辞源无源”的问题。此说虽言过其实，但“源”的问题的确非常复杂，故此次修订的重点在正本清源。当然，什么是“源”，这是值得探讨研究的一个问题。源者，原也。追溯始出为“源”，梳理流变，保持原貌都是“源”，我们是在相对意义上来理解“源”这一概念的。“源”有字源、语源，二者有联系，又不可混淆。这种区分只是为了便于操作，有很强的实用性，不必从理论层面计较。字源又可分为形源、音源、义源；语源又可分为典源、证源（所谓始见例）。此“五源”实非同一层面。所谓“典源”、“证源”只是文献、语料问题，属于书证层面，实为文化源，称之为“语源”，有些勉强。但人们批评“辞源无源”时，是把“典源”、“证源”当作“语源”了，我们也就借用了这一说法。“字源”才是真正的语言文字问题，基本上属于字头层面。
清代学人段玉裁王怀祖广雅注序云：“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学者之考古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这段文字讲了两个原理：一是语言文字的系统性，二是语言文字的历史性。辞源对字形的确定、选用，今音与古音的对应关系，今义释古义，都应遵循这两个原理，才有理据可依；而不能有任何主观随意性，以致无据可言，源流不清，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实用性，从而失去辞书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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