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读钱先生的著作，总会感到引证繁复，不免目迷色眩，但细加覆按，他的排列和选择是有内在理路的。《宋诗选注》的注释精博富赡，乃他人不可及之处，却被称为“挖脚跟”，实在是种误读。他送给我该书196□年再版本，我曾与初版本加以对勘，光是诗例引证一项，至少有三种形式：一是按时代顺序排列，有些平列感；二是从比较中点评各个诗例的特点；三是引例后发表大段议论。尤其是撤换了大量例证，个中原因，实堪玩索。仅举开篇郑文宝《柳枝词》“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两句，他先说此诗很像唐韦庄的《古离别》，但比韦诗“新鲜深细得多了”，这是讲承前。接着讲启后：周邦彦《尉迟杯》词是整首改写郑诗，石孝友《玉楼春》把船变为马，王实甫《西厢记》把船变为车，陆娟《代父送人还新安》又把愁和恨变成“春色”。尤其令人寻味的，删去初版苏轼等六个诗例，那些诗例也是披沙拣金、辛苦搜集到的。这只能说明，资料在钱先生手中，是自由挪捏、依理驱遣的活材料，而不是死于材料之下，这才是对资料的正确态度。
钱先生说，获取资料是为了“立说悟理”，从资料到知识，再到思想和体系，应是研究工作的一般进程。匡亚明先生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有个重要主张，凡是对人类文化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必有杰出思想甚或思想体系，因而他不仅收入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家”，还收入众多旧时只能进入“畴人传”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杰出人物。他在丛书“总序”中作过深刻的说明。钱先生存世的文化遗产可谓洋洋大观，怎么成了“纵观全部著述，没有系统”的思想碎片的汇集？这是我的困惑和焦虑。我在悼念钱先生的《记忆的碎片》中写道：
（钱先生）没有给出一个现成的作为独立之“学”的理论体系。然而在他的著作中，精彩纷呈却散见各处，注重于具体文艺事实却莫不“理在事中”，只有经过条理化和理论化的认真梳理和概括，才能加深体认和领悟，也才能在更深广的范围内发挥其作用。研读他的著述，人们确实能感受到其中存在着统一的理论、概念、规律和法则，存在着一个互相“打通”、印证生发、充满活泼生机的体系。感受不是科学研究，我无力说个明白。
这段文字写于钱先生逝世后第三天，似乎给我自己定下了一个努力的目标。虽然也作过一些谋划，然而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大都未能完成，愧悚不已。也曾试图从《宋诗选注》的“四种读法”、由《容安馆札记》梳理钱先生的南宋诗歌发展观、“晚唐体”是把握南宋晚期诗歌风格的核心概念等个别角度展开讨论，都未能从全局上解决问题。
我想可以扩大思路，从多种角度去探讨所谓“体系”问题。这里提出一个钱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学术思想观点的交集问题，或可从中抽象出一些系统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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