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没有字的教科书—— 徐特立51岁入党记

生于泥淖之中，初探救国之路

1877年2月1日，徐特立出身于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荷花塅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徐树兆为人憨厚老实，靠辛苦耕种几亩薄田维持一家生计。母亲胡氏生有两男两女，由于常年劳作，生活艰难，一向体弱多病的胡氏在徐特立4岁时不幸病故。8岁那年除夕之夜，风雪交加。徐树兆为给可怜的孩子们过一个“丰盛”的大年，顶风冒雪去颜姓地主家讨取工钱。颜家竟然仗势欺人，百般刁难，将徐树兆辛苦一年的血汗钱全部扣下，分文不予。徐树兆在

深夜寒冷的风雪中苦等一宿，最终两手空空，一无所获。一家老小就这样含着泪水，咀嚼着生活的苦难迎来了新的一年。地主老财为富不仁，鱼肉乡邻的恶行，在徐特立幼小的心灵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迹，终生不能忘怀。母亲的早逝、父亲的凄苦、生活的窘迫，使年少的徐特立备尝人世的艰难，命运的不公和世态的炎凉，促使着他心灵深处萌生出反抗意识的萌芽，为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播下了种子。

不通文墨的父亲尝尽了没有文化的苦楚，徐特立9岁时，全家忍饥受饿，节衣缩食，筹借学费送他到蒙馆读书，接受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经过六6私塾的刻苦学习，徐特立受到了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学到了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尤其是古代先贤志士们“一心报国有万死”的英雄气节和民族精神，滋养了他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在思想朦胧中开始走上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正当徐特立发奋攻读之时，无奈祖母病故，生活顿陷艰难。15岁的徐特立被迫辍学回家，挑起生活的重担。经过6年的私塾学习，徐特立在文盲充斥的乡村已经算是个“知识分子”了。下一步是继续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田生活，还是另择他途？他在心中开始谋划着未来。起初，他打算学祖父在乡间行医，苦于不通脉理。继之想卜卦堪舆，发现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江湖骗术。最是迷茫困惑之际，他甚至想过遁入空门，皈依佛法，却发现佛门亦如世间，等级森严。1895年，经过三年的探寻和摸索，徐特立终于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坐标，在家乡开蒙馆收学徒，开始了他十年乡村塾师的清贫生活。

任何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被打上时代的烙印，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环境的制约。徐特立也不例外，在开馆收徒的同时，他也曾兼习举业，冀图考取功名，作为进身之阶。为此，他白天教学，晚上研习八股文。为提高应试水平，徐特立带着自己撰写的文章，步行八十里，专程到长沙城里向闲居不仕的举人陈云峰老先生请教。陈老先生与他一见如故，劝谏徐特立洞察时事，放下科举功名，立志读书，求得济世利民的真学问。徐特立听从老先生的劝告，毅然放弃八股文，克服功利读书的弊病，开始按照陈老先生的指教，有计划地研读学问，提升自己的思想和学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立志读书的徐特立身处穷乡僻壤之地，时常面临无书可读、无书可借、无钱买书的困境。为了实现自己读书求学的梦想，徐特立思考再三，与妻子商议后下定决心，制定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他将祖母留下的几亩薄田在十年内逐年变卖，用所得款项专门购书。从此，他不再为没钱买书而犹豫彷徨，一些价格不菲的经典书籍，如《十三经注疏》《御批〈资治通鉴〉》等，他都逐一买下刻苦攻读，积累了广博的学识，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

1897年，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唐才常等人在湖南长沙创办了《湘学报》。一年后，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党人以“开风气，拓风闻”为主旨，又在湖南创建了《湘报》，大力宣传“爱国真理”和“救亡之法”。在博览传统经典的同时，徐特立积极阅读这些反映时代问题和宣传西方文明的书刊。甫一接触，他便被报纸所介绍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科学知识所吸引，被维新派所倡导的变法改制、救亡图存思想所感染。他曾由此一度崇拜康梁维新思想，以康梁信徒自居，并渴望中国能够通过维新变法，改变贫穷落后，受人欺压的局面，走上独立自强之路。然而，近代晚清社会的复杂性是他始料未及的，戊戌变法如昙花一现，仅仅百日便骤然夭折。谭嗣同等名噪一时的“六君子”惨遭屠戮，康梁被迫流亡海外。徐特立寄托无限希望的维新改良、变法图强的理想也被冷酷的现实击得粉碎。他在悲愤之中写下诗歌一首：“为恶既无恶报，为善又无善报；何必安分己，不做‘土匪强盗’？”字里行间透射出徐特立对帝国主义列强和腐败无能清政府的痛恨。维新改良的理想破灭后，如何拯救国家于危亡，黎民于苦难，似乎前面已是悬崖绝壁，无路可寻。徐特立在深沉的彷徨悲愤之中探寻着方向。

在教育救国理想和民主革命斗争实践中探寻出路

1905年，随着学识和阅历的增长，28岁的徐特立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凌辱有了更加直接的感触，对国家民族所遭受的苦难蹂躏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他不再安于农村塾师的单调生活，决心要走出闭塞的五美山区，到更为广阔的空间去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恰逢其时，设在长沙城里的宁乡速成师范正在招收学生，徐特立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开始了为期4个月的学习生活。宁乡速成师范由同盟会会员周震鳞先生创办，学校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氛围浓厚。徐特立认真学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日本明治维新史等课程，经常阅读民主革命先驱黄兴、陈天华、秋瑾等人的文章，广泛涉猎《民报》《浙江潮》《新湖南潮》和《中国魂》等革命书报，思想和视野得到进一步的开阔。尤其是湖南革命志士陈天华写的《猛回头》一书，精辟分析了当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危急形势，深刻揭露了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丑恶本质，使得徐特立的思想受到了极大触动。他开始深刻认识到，面对病入膏肓的清政府，康梁的君主立宪和改良主义是行不通的，只有实行民族革命，彻底推翻腐朽的清政府，中国才有出路和未来。

速成学习即将结束时，周震鳞校长发表结业典礼演说：“我们办这个学校，不是培养你们当一个好教员，得到社会上的名誉地位。更重要的是希望你们创造事业，创造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周校长的谆谆教导无异于醍醐灌顶，什么是当下“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经过四个月的学习探索和校长的启发，徐特立走出了苦闷、彷徨的思想困境，决心选择教育作为实现自己救国理想的事业。从1905年到1925年，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徐特立殚精竭虑，百折不挠，先后创办了梨江高小、五美小学、长沙师范、长沙女子师范等多所学校以及举办了许多短期教师培训班，培养大批学生和教师人才。为了让那些没有机会读书又迫切希望读书的贫民子弟能够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徐特立积极发展平民教育，于1910年底在长沙城北门外李大中丞祠堂创办了长沙最早的一所平民夜校，从码头工人、车夫等下层民众中招收学生，受到下层百姓的热烈欢迎。为了心中教育救国的梦想，徐特立于1910年赴日本考察小学教育。1919年，已经42岁的徐特立抛家舍业，甘心做一名“扶拐棍的学生”，和湖南青年学子们一道远渡重洋，赴法国开始了为期5年艰苦的勤工俭学生活，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等国边学习边考察西方教育。

经过20年的勤勉执着和不懈追求，徐特立已经成为名满长沙乃至湖南全省的教育家，被誉为长沙县小学教育的“长沙王”。在倾心办学兴教的过程中，徐特立聘任了一些思想进步的教师。他们是共产党员，学识渊博、作风正派、吃苦耐劳，充满爱国热情，在教学之余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徐特立开始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了解，并逐渐被共产党人的精神和追求所感染，在学校里积极支持党团组织开展革命思想宣传活动，有时甚至把自己的

住房让出来给党团组织开会，给学生们做掩护。

在兴办教育开启民智的同时，徐特立利用学校向学生揭露清政府卖国殃民的罪行，宣传爱国思想，积极参与到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斗争的洪流之中。1909年，徐特立应邀到长沙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历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斑斑罪行，痛诉晚清政府对外卖国求荣、对内残酷镇压的丑恶行径。讲到激昂悲愤之时，徐特立声泪俱下，他纵身跳下讲台，当即取来一把菜刀，砍断左手小指，血书明志，用鲜血表达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愤恨和救亡图存的决心。徐特立断指血书的壮举极大激发了青年学子的反帝热情。毛泽东后来回忆此事说：“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当时的一位老先生得知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消息，大为感慨，专门撰写对联一副盛赞徐特立的爱国壮举：“罗子云仗义执言，效申包胥之哭。徐特立拔刀断指，有南霁云之风。”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徐特立欣喜若狂，如“大旱之望云霓”。他对新生政权抱着热切的期待，积极组织长沙教育界响应起义，到处宣传演讲，发表政见，号召大家支持革命和新生政权。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徐特立当选为湖南省临时省会议员，并被选为副议长。正当徐特立为民主共和理想的实现而踌躇满志之时，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对新政权充

满憎恨和恐惧，他们公然发动武装政变，鼓吹“和平革命论”，大肆杀害革命党人。徐特立在省议会提出县知事民选的提案遭到议长熊兆周坚决反对，并和省都督府勾结拒不执行。这对徐特立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痛心地看到，同他一起参加革命的那些人，大多是损公肥私之徒，贪图富贵之辈。一做官就叛变，本不想为民众造福。他们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成为屠杀革命者的刽子手。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徐特立对自己坚持民主革命的信心开始动摇，对这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深感失望。他愤而辞去副议长之职，重新回到教育界。从1911年到1925年，徐特立一边继续自己教育救国的梦想，一边继续探寻救国救民的出路。1915年，面对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阴谋复辟帝制的丑行，徐特立与杨昌济先生挺身而出带领学生集会演讲，坚决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1918年，面对湖南督军张敬尧专横跋扈、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的恶行，徐特立利用其名望，不顾被“通缉”的危险，带领学生、老

师和群众揭露张氏罪行，积极参与驱张运动。1925年，面对军阀赵恒惕压制人民革命，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徐特立据理力争，支持学生运动。但是，回首现实，这一切努力似乎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国家依然内乱不息，百姓依旧生灵涂炭，救国救民的理想仍然是水月镜花，徐特立心中不免几多凄苦与苍凉。前路漫漫，他急切渴望再次找到一个理想的坐标，并为之风雨兼程。而这一切，徐特立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找到了答案。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

1926年12月，徐特立和昔日的学生毛泽东在长沙望麓园会面。回湘考察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与自己敬重的老师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毛泽东建议他到农村去考察一下在共产党领导下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的情况，徐特立似有所悟。1927年春，徐特立回到老家五美乡调查农村情况，开始真正关注在大革命潮流推动下的农民运动。正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短短一周的考察，对徐特立的思想而言不啻一次凤凰涅槃般的洗礼。他亲眼看到，落后的五美乡已经被农民协会改造成了一个新社会。贫农、妇女、儿童都组织来了，形成了伟大的社会力量。农村中富欺贫、男欺女、智欺愚的事情一概没有了，土豪劣绅再也不敢仗势欺人，为非作歹，伟大的农民运动正在动摇整个封建社会的根基。他从千百万农民的身上似乎看到了中国社会即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看到了自己为之苦苦追求的救国救民梦想即将实现的曙光。此刻的徐特立终于认识到，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少数学生无法挽回国家衰亡的命运，教育救国只是自己三十年来的一种幻想。只有彻底摧毁腐朽的封建势力，国家民族才有前途和希望。于是，已是天命之年的徐特立毅然走出学校，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之中，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从此他经常身着短衫，脚踏草鞋，到长沙各乡镇考察农民运动，担任乡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为湖南省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20年后的1947年，徐特立回忆当时思想上受到的触动时无不深情地说：“我下乡住一个星期，使我从18岁到50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我过去所崇拜的康梁和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中国革命的作用渺乎小矣，这使我做了农民的小学生。”

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进行之时，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失败了。5月21日，反动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在“宁可错杀一千人，不可使一个漏网”的反革命号召下，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疯狂镇压工农运动，巷里街头到处都是革命者的尸体和鲜血。一时间风雨如晦，阴霾密布。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不少党员同组织失去联系，一

些不坚定的分子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发表脱党声明，还有的成了可耻的叛徒。党员数量从革命高潮时的6万多人锐减到1万人，有1000多万会员的农民协会也基本解散，革命处于低潮，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息，中国共产党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参加农民运动以来，徐特立与共产党人朝夕相处，看到他们是真心在为天下苍生谋福利，是真正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而抗争。他在思想情感上更加认同了共产党。此时此刻，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看到无数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事业惨遭屠戮。徐特立在深感震惊悲愤之余也更加坚定了要与共产党一起共度时艰的决心。湖南反动军阀想拉拢利诱徐特立为他们做事。徐特立坚定地跑回乡下躲避，同时四处寻找共产党。他在自己的学生、女共产党员黎尚瑾家中，遇到了过去湖南第一师范学生、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李维汉。李维汉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共产党。徐特立非常激动地说，自己非常崇拜共产党，共产党人不争个人的权力，完全为社会工作，他愿意加入共产党。然而他又心怀忐忑地说，共产党员都是有为的青年人，自己已经是老古董，共产党是否要这样的老古董呢？听了老师的肺腑之言，李维汉非常激

动，并当即表态愿意作徐特立的入党介绍人。1927年，51岁的徐特立年过半百而壮志凌云，冒着杀头的危险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徐特立入党时正值党的事业受到巨大挫折之际，没有举行宣誓仪式，没有预备期。但是他从此获得了新生，决心不避一切牺牲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徐特立入党以后奔赴武汉开展地下工作。在旅馆里他遇到了一位教育界的朋友，劝他说：“革命已经失败了，你还来这里干什么？给你些钱快走吧！”徐特立气愤地说：“革命成功的时候，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无所谓，正是因为革命失败了，我们才得干，逃跑算什么！”说着把钱扔给朋友头也不回地踏步而去。陆定一后来评价说：“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就这样对全党同志上了第一课：困难时不动摇，应当更坚定的奋斗，革命是一定胜利的。徐老给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他的入党，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毛泽东在给徐特立60大寿的祝贺信中说：“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都离开了共产党，有的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了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这封信热情地赞扬了徐特立作为一代师表所具备的崇高品格，充分表达了一位学生对老师矢志革命的崇敬之情。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徐特立几经波折与坎坷，从康梁的信徒到信仰三民主义，最后成为一名共产主义的坚强老战士。他就如同暗夜里的一盏明灯，鼓舞着战友们矢志前行。从此以后，徐特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坚定跟随党的步伐，参加南昌起义，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投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烟之中，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新中国文化建设事业，直到生命尽头依然为党的事业贡献最后一点光和热。正所谓：“平凡伟大马列真，一代师表启后昆。道德文章垂万世，堪称革命一完人。”